土地流转“第一市”的背后

目前,含山土地流转已占到全县耕地总面积的30%,有规范流转合同的面积是16万亩。含山提出“明确集体所有权、稳定农户承包权、放活土地经营权”,到2015年,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500家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面积占承包耕地的50%以上,即超过25万亩。50%的比例,也是安徽省改革方案中确定的目标。

但比流转面积更重要的,是体制机制上的突破,“制定土地流转准入、风险评估和监督保障机制,”这是改革方案中的一个重要内容。这个新机制将如何建设?叶声桃分析说,“准入的标准是什么?谁来进行风险评估?监督保障的主体是谁?政府在其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?这些问题都要在深化改革中寻求答案。”

不等不靠积极探路

“立足自身、结合实际,积极而稳妥地探索前行,努力在试点与示范上破题做文章”,卞建秋告诉《决策》:“含山是示范试点县,起着探路的作用,负有示范的使命。”未来2年时间里,含山的土地制度改革探索,还将会围绕哪些方面展开?

“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用作银行抵押,这是遇到的最大问题。”不管是专业大户裴善华,还是大平油脂公司总经理助理崇吉祥,都提出一个同样的问题。

从经济本质上来说,土地是农民最大的资产,怎样才能激活农民的资产,实现“点土成金”?十八届三中全会的《决定》中提出,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、使用、收益、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、担保权能,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。

这里提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融资问题,其实早在2008年10月就已开始了。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中国银监会在中部6省及东北3省选择部分县(市)作为试点,希望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唤醒“沉睡的资产”。

虽有国家政策支持,地方也有相应的管理办法,但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还缺乏法律保障,这就造成直接的利益相关方——银行、信用社等机构的意愿不高。沈阳农业大学教授兰庆高对辽宁省305名农村信贷员的调研显示,仅35.7%的受访者表示有开展该项业务的意愿。

在农业生产中,土地承包经营权能够抵押,基本可以解决种植大户的资金需求。以1000亩地计算,含山目前一亩流转金是每年600元,10年流转期的总金额是600万元,按照50%的贷款比例,可以获得300万元银行贷款。“土地承包经营权,完全可以做成金融产品,这一块还需要顶层设计。”黄维平说。

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需要法律制度完善,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改革同样呼唤法律改变。

黄发儒介绍说,2010年11月,安徽省国土资源厅、安徽省政府金融办、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、安徽省银监局4家联合发文,规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融资。这也就意味着抵押在法规上已不存在问题。

但在实际操作中,虽然改革方案中提出同等入市、同权同价的“三同”原则,但仍有许多问题急需改革突破。含山县国土资源局副局长严方红分析说:“首先遇到的问题是,集体建设用地的价格怎样形成?国有建设用地有一套完整的评估程序,而集体建设用地目前还没有定价程序。”

其次,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到具体农户不同,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所有权人相对模糊,主体不明确。进一步来说,是政府要求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上市,还是所在村集体申请上市?如果某一块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交易成功了,谁来代表所有权人在合同上签字?“含山县对这些具体问题,都在积极探索答案,国土局准备咨询法律界人士,通过什么形式和程序选出来的人是法律意义上认可的,具备行使所有权人的权利。”严方红告诉《决策》。

与所有权人模糊相比,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流转收益如何分配,更能牵动各方敏感的神经。

实际上,含山对面的芜湖市,早在2000年3月,就已启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,并提出了不同比例的分配方案。这里的核心利益关系是政府、村集体、农民分别得多少,即红利的释放主要归谁。“利益分配改革将是农地综合改革的关键,如果利益分配改革不能实现有效化解,其他改革很难向深入推进。”黄发儒告诉《决策》:“这里还关系到地方政府的‘土地财政’。”

另据了解,国土资源部等相关部门正在讨论制定《关于开展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》,该意见将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有偿出让、交易方式、收益分配方式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。“35年前的大包干,总结出了一句话,‘交足国家的,留够集体的,剩下的都是自己的’。改革是利益关系的调整,现在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后的收益怎样分配,也需要总结出一句话。”黄维平分析说。

与承包地、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相比,农村宅基地的改革,是敏感性最高的一块地。“建立宅基地退出补偿激励机制”是安徽省改革试点的内容之一,也是引起争论较多的一部分。据了解,宁国已经出台文件开展宅基地退出补偿,而含山计划作为下一步改革的内容来推进。“农村综合改革的内容1+6,我们不能平均用力、全面展开”,黄维平告诉《决策》:“同样都是土地上的房子,城市国有土地上的房子与农村宅基地上的房子,是两种物权,这是土地制度造成的问题,就要从制度上来解决。”

围绕农村承包地、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、宅基地的“三块地”改革,含山选择的突破口和切入点是确权颁证,其目的是为了能更好地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,而改革红利的释放方向是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,让农民捧上“金饭碗”。这是一个系统、联动的改革链条。“改革就是创新和探索,改革的方向是让农民增加实惠,增加土地的财产收益。作为农村综合改革示范试点县之一,含山要做到‘点上开花、面上结果’,形成好的做法和借鉴。”卞建秋说。

原标题:界首:土地流转“第一市”的背后

《决策》杂志记者:吴明华

两年前,当28岁的刘大卫辞去北京的工作,回到家乡安徽界首当“职业农民”时,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。但刘大卫有自己的梦想,他不是像祖祖辈辈那样种几亩薄田,而是发展现代有机农业。

短短两年多时间,界首一跃成为土地流转比例安徽“第一市”。

在上一辈人看来,跳出“农门”又回归农业,让人难以理解;而将自己的土地流转给别人种,很多农民难以接受。然而两年后,这一切都发生了转变。今年初,刘大卫的家庭农场规模已达2000亩。

在界首市,像刘大卫这样千亩以上的经营大户有10户,百亩以上的则有700多户,全市流转率达70.3%,远高于安徽同期28.7%的流转水平。而2011年,界首流转面积只占耕地总面积的16.5%。

短短两年多时间,界首如何一跃成为土地流转安徽“第一市”?在土地大规模流转之后,又会面临哪些仍待破解的现实问题?

流转引发的变革

刘大卫从首都师范大学毕业后,一直在北京一家农业科技公司工作,这让他对现代农业有了深入的了解。2012年春节返乡期间,刘大卫看到许多乡亲还在用传统的农业种植模式,效益不高,于是产生返乡创业念头。

“一家一户传统农业种植已严重制约农业的发展,只有推行土地流转和发展现代有机农业才大有希望。”刘大卫的想法与界首市委书记刘玉建不谋而合。

“长期以来,我们在‘三农’工作中遇到了一些问题,比如土地分散、农民分散、项目分散等。政府对农业投入很多,但收效有限,农业经营依然粗放,农民收入难提高。这也在逼着我们去思考,如何应对形势的变化。”刘玉建说。

位于安徽西北部的界首市,虽然是产粮大县,但农业发展一直受困于人多地少的矛盾。界首拥有耕地58.1万亩,农业人口却有63万,人均不足八分地。在界首39万的农村劳动力人口中,仅有不到一半耕作土地,其中很多是留守的老弱妇孺。人们形容是种“懒地”,即种下去后靠天收,没有任何的管理和技术支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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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编辑:SN063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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